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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分享】普通人的烦恼:周恩来19岁时的迷惘心事  

2011-05-28 23:24:46|  分类: ★ 寄语 励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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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普通人的烦恼:周恩来19岁时的迷惘心事

  《青年文摘》2011年第7期·名人故事  2011年05月21日


  忽然间,觉得少年人的内心世界如此相近,对外,人人雄心勃勃,内心里,人人惶惑而自卑。由此,普通人也该生出一份自信,至少在人生某一阶段,至少在某种际遇下,巨人与你我有着同样的焦虑,甚至更糟的景遇。

  普通人多有一种误解,认为巨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人,即使在孩提时代和少年时代,巨人们的天赋也远远超出常人,他们不会有普通人的烦恼。这种想法,不能说全错,巨人最终成为巨人,未达光辉之前,注定有蛛丝马迹。不过,把这些蛛丝马迹绝对化,屏蔽掉他们与普通人一样的烦恼和忧愁,那是对真相的背叛,只会造成没有史实依据的盲目崇拜。

  最近,翻看周恩来赴日求学的日记,对他初到东京时的记述,颇为感慨。

  1918 年1 月,周恩来19 岁,已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,由于理科成绩不好,刚刚经历过高考失败的苦痛,不得不转道东京,先学日语,准备春季夏季参加日本的两次高考。周恩来有着远大抱负,东渡日本那一刻,他写下后来一度脍炙人口的名篇——“大江歌罢掉头东,邃密群科济世穷,面壁十年图破壁,难酬蹈海亦英雄”——然而,一切并不那么得心应手,反而山穷水尽,这使19 岁的周恩来相当沮丧和自卑。

  翻阅他这段时间的日记,大致可以读出四个意思,甚是出乎后人预判。

  一是孤单。1 月2 日清晨,周恩来焚好香,翻看妈妈的手抄诗遗墨,反复念了几遍,感到非常难过。他推算着妈妈写下这些诗的年代,是整整26 年前,那时妈妈才15 岁,而今却已离世10 年。妈妈去世时,周恩来只有9 岁,想着九泉下的妈妈是否还记得人间的儿子,他忍不住哭了。几天后,八伯父去世,在1 月9 日的日记中,周恩来写道,已经3 天没睡好,不知家中乱成什么样子,恨只恨身在海外,不能立刻回国,帮四伯父做事。但是转念想,如果不来日本,只有中学文凭,能做什么大事,恐怕于家无补。他最后安慰自己,家事放在心上,时刻用功,争取当年考上大学,然后一步步向上,“有个报恩的日子”,而现在,横下一条心,什么也不用管!

  二是渴望改变自己。比如说,要硬起来,“炼铁石心肠、钢硬志气,不为利动,不为势屈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周恩来来日本3 个月,因为没有约束,人变懒了,1 月的早晨很冷,他便懒得早起,睡过10 点才起床。在1 月3 日的日记里,他发誓,一定要把“我这懒病”去掉。可以看出,周恩来天性不至于刚强,也非一贯勤奋,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巨人周恩来,大致是后天修炼而成。

  三是为一无所成而羞惭。1 月23 日夜晚,周恩来读梁启超文集,读到“十年以后当思我,举国如狂欲语谁,世界无穷愿无尽,海天寥廓立多时”,又快哭了。他推算梁启超写诗的年龄,不过28 岁,联想到自己已经19 岁,却连求学大门都进不去,不禁自惭形秽。那段时间,他常常觉得前途未卜,愧对先辈,特别是没脸去见死去的爹娘。

  四是担忧在日本重蹈覆辙,再次尝到高考落榜的苦果。1 月29 日,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:来日本已经4 个月,日文无任何长进,眼看春季高考将至,不由得心急如焚。他的最后一句是:“用功呀,用功呀,时候不再给我留了。”

  读周恩来日记,了解他19 岁的迷惘心事,忽然问,觉得少年人的内心世界如此相近,对外,人人雄心勃勃,内心里,人人惶惑而自卑。由此,普通人也该生出一份自信,至少在人生某一阶段,至少在某种际遇下,巨人与你我有着同样的焦虑,甚至更糟的景遇。1918 年早春,周恩来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,因为日文差而落榜,夏初,周恩来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,同样因为语言能力不足,再次名落孙山。他的最高学力,是南开高中毕业生,但他的最高职位,是中国总理。他有着普通人的烦恼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20 世纪的军政巨人。

  王永杰摘自《翻阅日历》2011 年1 月上半月刊

 

附:周恩来的求学历程:

  周恩来五岁启蒙,进家塾读书。随着居住地的迁徙,曾在外祖父万家、嗣母陈家、表舅龚荫荪家的家塾读过书。在十二岁之前,已经学习了四书五经的一些篇章,阅读了外祖父家的大量藏书,初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。一九一○年春,周恩来随堂伯父周贻谦远赴辽东,入银岗书院(在今辽宁省铁岭县)读书。同年秋,移居伯父周贻赓家,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(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,在今辽宁省沈阳市)丁班学习。在校两年,“肆力学科,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”,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,作文尤受老师、同学赞许。周恩来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豪言壮语也是在此期间的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说的。

  一九一三年春,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。曾在父亲周劭纲陪同下去北京报考清华学校,却因为是南方人被歧视未予录取。返津后,周恩来在大泽英文、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。八月十六日,考取南开学校,十九日报到入学,编入己三班(以后改为丁二班)。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,学制四年,相当于中等学校。主科有国文、英文、数学(包括代数、几何、三角)三门,每年都有,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;次科有物理、化学、中国史地、西洋史地、生物、法制、体操等;从二年级起,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,各科都用英文课本;三年级起,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。各门课程每月考试一次,期末有大考,留级和淘汰的都不少。周恩来入学初期,国文成绩“早露头角”而“英文非佳”,经发奋攻读,很快赶上,各科成绩均优。入学的第二年,由于他品学兼优,经教师推荐,学校破例免除他的学杂费,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学生。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,周恩来参加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,获国文最佳奖,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。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。《毕业同学录》中对评价周恩来:“君家贫,处境最艰,学费时不济,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”,“善演说,能文章,工行书”,“长于数学”,“毕业成绩仍属最优”。

  关于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、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情况,都有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予以证明。例如,目前保留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文章《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》被评为甲等作文,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,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《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》、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《学校国文成绩》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《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》等书中。关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国文、习字、速算、演说等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记载,都能在当时出版的《校风》、《敬业》等刊物上查到,不可能是后来为了某种特殊需要再编造出来的。所谓宣传拔高、夸大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。

  一九一七年九月,周恩来在师友、同学的帮助下,东渡日本留学。十月,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,准备报考官费。周恩来在日本留下的《入学愿书》和《履历书》就是上这所学校时填写的。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至六日,周恩来参加了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,共考日语、数学、地理、历史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博物八科,还进行了口试,结果没有被录取。七月二日、三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,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,未被录取。两次考试失利,周恩来心中难堪异常。那么,聪明非凡的周恩来为什么没能考上大学呢?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时政和社会问题投入了过多的精力,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情况。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、国内反段祺瑞卖国运动的兴起,使关心政治的周恩来无法静下心来读书。和他一起出国的同学对他不理解,认为他没有摆正主次关系,周恩来还和他们发生过激烈的争吵。此外,他的经济状况十分恶劣,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连租房的钱也没有,吃饭都成问题,靠朋友接济勉强维持。家庭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,母亲万氏过世多年无钱下葬长期厝在庙里,父亲收入微薄无力供养他读书,八叔父在久病中凄然告别人世,两个弟弟的日子在艰难中苦熬,淮安老家更加衰败。这哪能不影响他的学习呢?

  一九一九年三月,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,决定回国学习。临行前,他把《大江歌罢掉头东》一诗书赠给南开同学张鸿诰,在附言中表示:“返国图他兴。”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,周恩来全力参加运动,并且逐步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,九月十六日觉悟社成立。在此前后,九月八日,周恩来注册入学,学号是六十二号,进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;九月二十五日,周恩来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的开学典礼,大学部设文、理、商三科,学制四年,学生共九十六人,教师十七人,周恩来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。稍后不久,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,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。周恩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。这就是周恩来提到的“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”。为什么说“名义上”呢?因为周恩来当时领导学生运动,“没有好好读书”,一九二○年一月二十九日,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,竟被拘捕。羁押期间,周恩来被南开大学开除,他的学籍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由校长张伯苓亲自宣布恢复。南开大学是周恩来以正式在校生身份就读过的唯一的高等院校,这一身份最多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。

  一九二○年七月,周恩来出狱。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,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,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——欧洲留学考察,从一九二○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四年七月回国,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四年的岁月。他先后到过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国家,“所谓留过学,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”(周恩来语)。一九二一年一月,周恩来准备投考英国的爱丁堡大学,因入学考试在秋天,他在法国巴黎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,后又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文,还在雷诺汽车厂做过工。但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,迫使他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。特别是一九二一年春,周恩来经张申府、刘清扬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。从这时起,他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。也就是说,他自己主观上已经不准备象普通的学生那样考个大学,安安稳稳读三四年,然后找个谋生的工作。象张若名,后来不问政治,一门心思在象牙塔里苦读,获得博士学位,但周恩来没有走这条路。他没有参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,此后也没有报考过其他高等院校,他的学生时代无形中划上了句号。他参加领导了争取勤工俭学学生到里昂中法大学入学的运动,参加筹建、领导青年团旅欧支部,他撰写了大量通讯寄回国内,介绍欧洲情况。他把“研究主义”放在第一位,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、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。周恩来在欧洲四年,没有弄到一纸文凭,在有些人眼里简直是“虚度光阴,自暴自弃”,但是事实证明,他的抉择无疑是正确的。如果周恩来当时象张若名那样选择读书,那么中国或许会多一个无足轻重的博士,又会少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。

  周恩来的学历只能算大学肆业,但是如果我们以此作为证据来怀疑周恩来的学识水平,只能证明我们自己的浅薄无知和趋炎附势。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个最浅显的道理,学历和能力之间并不是总能划上等号的。周恩来在实践中学习,在革命工作中学习,提倡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,他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、文化等各个领域,都有杰出而独特的贡献,这都是有目共睹,有口皆碑的。他决不是一个自谦的什么“中等知识分子”,而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学问家。比起现在那些学历随着职务长的庸官俗人,周恩来的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显得那样沉甸甸,也不知那些头戴博士桂冠的人有几个自认为在学识上、能力上超过了周恩来。至于说到周恩来因为自己的学历低从而压制有本事的人,更是无稽之谈。建国以后,党内高层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意见不尽一致,但周恩来是始终如一地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的,钱学森、李四光都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回国的,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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